深刻理解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总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深入而全面的阐述，为坚定文化自信，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了加强理论研究阐释，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本报特邀北京师范大学杨耕教授围绕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行专题解析，以期将学习贯彻习总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入。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总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具有时代性内涵的重大命题，不仅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学理内涵。

　　要深刻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首先就要正确理解文化的本质和作用。在学术界和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把文化与“人化”等同起来，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茶文化、酒文化、食文化……各种“文化”如雨后春笋般地层出不穷，似乎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似乎社会就是各种文化的复合体。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文化当然是人创造的，但不能说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把人所创造的一切都称为文化，等于抹平了文化与经济、的区别，把社会看作是文化的复合体甚至是同一体了。社会是以经济为基础、为中介、文化为导向的有机体，而不是各种文化的复合体，更不是文化的同一体。文化是相对于经济、而言的，同志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就其本质而言，文化属于观念形态，包括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哲学、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等，是人们的理论世界、价值世界、意义世界。文化就是文化，它不是经济，不是，也不是物质。

　　但是，经济活动、制度和被纳入人的活动范围的自然物质又具有文化的内涵。人们常说“茶文化”，实际上，茶本身不是文化，无论是西湖龙井，还是云南普洱……茶本身就是一种树叶，但饮茶方式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红楼梦》中的“妙玉雅饮”与“刘姥姥牛饮”就体现了不同阶层的不同文化。“石文化”也是如此。石头本身不是文化，石头本身属于自然物质，但石雕是文化，无论是龙门石窟，还是敦煌石窟……都体现了特定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构思，因而是文化。从根本上说，文化是在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产生的精神性产品，自然物质一旦被纳入人的活动范围，并经人们审美把握、艺术塑造、观念升华，就会从“无情物”转变为“有情物”，就会成为文化。这就是说，文化不是物质，但文化有其物质载体；物质不是文化，但物质可以作为文化的载体而具有文化内涵。

　　文化的本质是观念形态，属于精神领域，但文化的作用并不限于观念形态、精神领域。在经济以及的决定作用下形成的文化，又反过来渗透于、熔铸在经济活动、制度以及被纳入人的活动范围的自然物质中。人们的经济活动、制度设计、行为方式、日常生活都有特定的文化内涵，体现着文化的作用。文化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凡是有人的地方，凡在人的活动范围，文化都起着特殊的作用，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如果用一个概念来概括文化的独特作用和独特功能，那就是“教化”。“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的特殊作用和独特功能就是对个人和社会的“教化”，从而塑造个人，引导社会。习总多次指出“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并强调要“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

　　文化具有传递文明的作用。文化不同于器物。器物都是用于当时而毁于以后，文化不仅能够用于当时，而且能够延续而泽及后人。阿房宫早已化为废墟，无迹可寻，《阿房宫赋》却流传下来了，泽及后人。薪尽火灭者，宫殿楼宇、器物；薪尽火传者，观念形态、文化。文化具有承载和传递文明的功能。文化这种传递文明的功能，使个人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人类在较长的时间中积累的经验、知识和价值观念，从而使社会处在不断的进步中。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教化”。没有这种“教化”，我们就要一切“从头开始”“重新开始”，社会就会原地踏步，进步也就无从谈起。

　　文化具有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人既有社会属性，又有自然属性；既有理性的方面，又有本能的方面。吃本是人的自然需要，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却是一种社会现象。马克思指出，“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人及其行为需要社会规范。文化的作用就是以社会规范“化”人，以发挥理性对人的行为的主导作用。每一种文化都提供具有约束性、普遍起制约作用的行为规范。一个人“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文化所代表的就是历史积淀下来的，并被特定社会、一定群体所共同认可、遵循的行为规范，从而约束个体的行为。这同样是文化的“教化”作用。

　　文化具有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凝聚，社会力量的凝聚有赖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则主要来自文化认同，而文化恰恰提供关于是与非、善与恶、好与坏等社会标准，并通过社会教育内化为个人的是非感、正义感、羞耻感、责任感等，因而能够凝聚国家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理想追求，能够形成强烈的感召力和向心力，从而使整个社会力量凝聚起来。正因为如此，文化变革往往是变革、社会变革的先导。文艺复兴运动为欧洲资产阶级“发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新主义“呐喊”……这同样是文化的“教化”作用。

　　高度重视文化的“教化”作用，必须正确理解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我们应当注意，不是文化决定经济、和社会，而是社会的经济、决定着文化。人们常说“文化软实力”。实际上，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软实力”，靠的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之外的“硬实力”。换言之，文化的“实力”是在文化之外。英语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语言，靠的不是它自身的语言魅力，而是它身外的实力。如果英国没有当初的“硬实力”，大英帝国不可能“日不落”，英语不可能成为世界性语言；如果没有二战后美国的“硬实力”，英语很可能已经在世界式微。文明理论专家亨廷顿认为：“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19世纪以欧洲殖义为表现形式的西方权力和20世纪美国的霸权把西方文化推广到了当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文化及其作用不可能单纯地从文化自身得到解释。文化变革的背后是经济变革和变革的要求，文化命运的背后是经济状况、走向和国家命运。同志指出：“一定形态的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和经济。”

　　高度重视文化的“教化”作用，必须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所谓传统文化，是指在历史中形成，在现实生活中仍然起作用的那些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惯。但是，传统文化并不等于文化典籍。文化典籍中的思想资源转化为传统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中进行的，文化典籍中的思想资源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传统文化，取决于社会制度。文化不是凝固的雕塑，而是流动的活水，可是水往哪个方向流，却是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

　　习总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是说，传统文化本身具有二重性：既有优秀的方面、精华，又有陈旧的方面、糟粕。传统文化在内容上的二重性决定了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双重作用：陈旧的方面、糟粕是社会进步的重负，阻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进步必然表现为对传统文化中陈旧的方面、糟粕的突破与变革；优秀的方面、精华凝聚了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的智慧，成为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命脉，所以，社会进步必然包含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分清精华与糟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

　　在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精神支撑。从理论内涵上看，这种新的文化生命体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二者的有机统一。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必须”上，而是确实存在这种结合的可能性，即不仅必须结合，而且能够结合。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重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人伦关系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关系，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规则就具有普遍性的一面，而且中国传统文化离它所维护的封建制度的距离越远，它的意识形态性质就越弱，它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性观点的现实意义就越凸显。因此，随着封建制度的衰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把中国传统文化转化为研究对象，对它进行科学研究、文化批判，达到客观理解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观念系统具有可解析性、可重构性，观念因素之间具有可分离性、可相容性。一种文化形态所包含的观念因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容纳到别的观念系统中，更何况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宗教文化，不具有宗教文化的排他性特征。因此，我们能够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其原有的观念系统中解析出来，在新的基础上加以重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同样如此，二者之间同样具有“共同之点”、契合之处。这种共同之点、契合之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前提、理论依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内在规定性。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物种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精神生产、文化创造则可以通过对不同文化形态合理因素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造就新的文化形态。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一定是突破单一的观念系统、博采众长而创新的文化形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例子，从文化典籍中寻找“微言大义”，这是外在的拼接，而不是内在的融合；不是术语的简单转换、观点的简单对接，把“矛盾”变为“阴阳”，“规律”变为“道”，把“主义社会”等同“大同社会”……这是文字游戏、简单类比，而不是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更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建构所谓的“儒学马克思主义”，这种“化”的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空心化”。历史证明，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的胜利使中国传统文化避免了同近代中国社会一道走向没落；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把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有了可能。

　　每个民族、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面临着不同的实际，都有自己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而进行，但又不能在全盘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在科技、文化变革的激荡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社会转型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工业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产物，而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在农业生产方式、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